周总理：情到深处泪自弹

周恩来作为一位享誉中外的世纪伟人，他的自控自制能力极强，喜怒哀乐一般不会轻易形于色，一生中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历经无数的大风大浪，总是那么沉着大度、睿智乐观地应对，他笑对一切的光辉形象和迷人风度已经深入人心。但是，他同时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他的感情也有丰富充沛的一面，所以仍然不乏在某种极其特殊的状况下，他会失去自控自制而任由情感自然流泄：难过伤心，悲不自胜，泪水涌流……这正是：铮铮铁汉忽泪涌，只因深伤痛心处。周恩来之所以如此，深究其因，是他纯洁真实浓厚的感情使然。这正如著名作家冰心曾所评价的：“周恩来付出的爱最多，他得到的爱也最多。”

战友“空难”，悲哭哀悼

1946年4月8日，送走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后，周恩来一行回到中共代表团的驻地上清寺。搬到上清寺住，也是为了国共和谈的方便。

王若飞、博古是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后的情况。叶挺将军在政治协商会议后刚被营救出狱，去延安之情迫切，坚持要搭这趟飞机走，并且带上了他的女儿小扬眉。

周恩来在办公室门口停下步。送别战友时的笑容还残留在唇边，但他的眼里却显露出某种怅然若失的神情。他对电台的同志说：“注意和延安联络，飞机到达后马上来通知我。”

这一天周恩来没有外出活动，就守在办公室里等电报。他一生乘飞机历险10余次，却仍然酷爱乘飞机，原因就是快。他的时间太宝贵。正因为遇险多，所以，自己爱坐飞机却不大放心战友们乘坐飞机，一有自己的同志坐飞机他就始终有些提心吊胆。这次也一样，他无法安心看文件。

秘书陈浩走进来时，周恩来敏感地停住脚问：“延安来电了吗？”

“没有。”陈浩摇摇头，“飞机没有这么快，还没到呢。”

“噢，还没到。”周恩来看看腕上的表，“还要过半个钟点多呢。”

周恩来在办公桌前坐下刚要看文件，又一下子站起身。见王若飞的爱人李佩芝走了进来。李佩芝的不安之色流露得更多几分。于是，周恩来那种不宁静的表现便被驱除了，恢复了惯有的从容镇定，指着腕上的手表安慰道：“还不到，也快了。你就不要走了，我们一起等电报。”不安的情绪流动时，人们会出于本能地往一起凑，似乎这样才能互相依靠支持，得到一些镇定。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渐渐聚了一些人，大家竭力找一些轻松话题聊天，借以松弛一下纠缠心头的那种莫名的紧张情绪。

大家的担心不是没根由的。正处于时局动荡的非常时期，大家生怕蒋介石暗中搞破坏。因为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双十协定尚未签署，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便准备奉命回国。周恩来听到消息非常焦急，立刻驱车去找赫尔利，见面便严肃提出：“大使先生，你把我们的毛主席接出来了，你就必须把毛主席再送回延安。现在的协议还没签字，你就要走，这是不行的。你这个时候定将失信于天下人！”当时，蒋介石确有加害毛泽东的打算，尽管他还顾虑重重，不得不考虑人心及国际舆论和影响而未敢轻举妄动，但心思有，可能性存在。他在双十协定签字前，又派张治中去甘肃省当省主席。在我方看来，只有赫尔利和张治中这两个“保人”调离重庆，他才好有作为。周恩来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当时他那种紧张、担心、焦急更甚于现在的等候飞机消息，他闻讯后立刻去拜访张治中。他明白，飞机上只要有赫尔利和张治中两个“保人”，蒋介石的阴谋就无法实施。他情绪激烈地对张治中说：“文伯兄，你不能失信于天下人。你把毛主席接出了延安，你就必须再把毛主席送回延安。”周恩来又去拜访蒋介石，态度坚决强硬地提出质疑，最后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要求。毛泽东终于安全地飞回了延安。

现在，周恩来又不能不为叶挺、王若飞、博古、邓发等同志担心了。随着时间一点一点逝去，延安那边始终未见到飞机，李佩芝越来越焦急。周恩来起初出于责任和所处位置，还努力调节大家的情绪，讲着小扬眉的活泼可爱和邓发的豪迈热烈。后来，他看过几次手表便渐渐沉默下去，话越来越少，终于再不敢提小扬眉了……

但是，最终还是接到了飞机失事的电报！周恩来的脸色霎时变得煞白。他突然把头仰起来，眼皮微合。他想抑制住泪水，独个儿承受那种痛楚。可是，眼角那颗闪烁的泪珠越凝越大，终于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大家看见平时很能克制感情的周恩来那种悲戚涌泪的样子，都情不自禁地垂下头，默默地跟着流泪。李佩芝最先哭出了声。眼泪在她胸口中已然蓄积了许久，终于急骤地流淌出来，她放声大哭。接着是更多的同志，都随着哭出了声。

最后，周恩来也抑制不住汹涌的感情大潮，跟着哭出了声。

“若飞同志……”周恩来从胸腔里发出一声颤抖的呼唤，马上窒住声息，憋了很久，苍白的脸已经重新胀红起来，那哭声、诉说声才再次急泄地涌出：“都怪我啊，哪怕、哪怕是分乘两架、两架飞机……我怎么没想到呢？我对不住同志啊……”其实，周恩来是劝说过叶挺带小扬眉另乘飞机，只是没有坚持到底罢了。他一生总是严于责己，出了什么事一定要首先找自己的责任做自我批评。

“叶挺……将军，邓、邓发同志……昨天他还和乔冠华他们有说有笑……”周恩来泣不成声地呼唤战友的名字，“特别是若飞同志，我们，我们在法国，朝夕相处，这个人，品质非常好，是难得的人才和朋友……我们配合得好……”

“周副主席——”李佩芝朝着周恩来哭喊一声，双手重新捂脸，哭声更痛更哀。

许多领导同志一边流泪一边互相劝说节哀，派几位女同志照顾劝慰李佩芝，其他人开始准备善后事宜。

4月19日，重庆各界举行追悼“四八”烈士的大会。在追悼会上，周恩来再次痛哭失声，流着泪报告了遇难诸烈士的生平事迹。同一天，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文章。

周恩来虽然悲恸欲绝，但他无论何时何地都坚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事后经过调查了解，周恩来打消了大家猜测国民党做了手脚的看法。他举出那次过秦岭遇险的例子，说美国飞行员都是认真负责的，不会那么做。这次的不幸事件，实事求是讲是一次偶然发生的空难，是因为天气骤变，飞机不幸撞在了山西省兴县的黑茶山上。

秘书遭枪击, 难过哭诉

1945年九十月间，周恩来陪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就在重庆谈判这段高度警惕小心的日子里，一件意外的不幸事件还是发生了。10月8日，也就是毛泽东回延安前二天，周恩来的英文秘书(廖梦醒的丈夫)李少石不幸遭到枪击。

那天，柳亚子来办事处找周恩来，周恩来因为要陪毛泽东去参加张治中为欢送毛主席回延安而举行的酒会，没有空，就由李少石陪他聊聊。柳亚子和李少石谈诗论文很投机，柳亚子告辞时，李少石送他走。李少石住曾家岩周公馆，柳亚子住沙坪南坝。李少石就用办事处的汽车送柳亚子。办事处过去只有一辆车，司机姓段，是位老同志。毛泽东到重庆来谈判，一辆车不够，又买一辆车。司机是位回国参加抗日的华侨，刚雇来不久。

送柳亚子回来车经过红岩村时，路旁有几个铺子，遇到几个国民党伤兵在那里休息。汽车经过时，碰伤一名士兵。有一个兵喊：“停车！”还骂了句粗野话。

司机也许没听见或怕停下来惹事，继续朝前开去。于是，喊叫的士兵开了枪，子弹从背后打中李少石。司机立刻把他送到七星岗市民医院的急诊室里抢救。

司机没经验也不熟情况。市民医院又远又不好走，比市民医院近一些的还有个疗养院，若送疗养院急救也许有救活的希望。结果李少石因流血过多而去世。

司机把李少石送到医院后，把车钥匙挂在车上就跑了。直到医院打来电话，大家才知道李少石遇枪击了。

这时，酒会已结束，周恩来正陪毛泽东看戏。龙飞虎赶去附耳小声报告：“周副主席，出事了。李少石同志遇刺。”

周恩来的身子触电似地抖了一下，对毛泽东轻声说：“有点事，我出去一趟。”一出来，他头一件事就是找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他严厉地说：“毛主席在这里，你必须马上来。”当时情况不明，大家都很紧张，都认为是一起严重的政治暗杀事件，是想刺杀毛泽东与周恩来，刺错了人。周恩来当时也说这是严重的政治暗杀事件。

张镇立刻赶来了，这位宪兵司令显然也很紧张，脸都白了，立刻随周恩来赶到市民医院，可是李少石已经因为流血过多而去世。

周恩来看着急救室里一盆盆的血水和一团团的血棉，难过地哭了，声音颤抖地喃喃：“20年前，在同样的情况下，我看到你的岳父（廖仲恺）……如今我又看到你这样……”

周恩来轻轻抹去泪，锐利的目光转向国民党宪兵司令：“我要求你必须严加侦察，缉凶归案。现在毛主席的安全你必须负全责，你必须坐他的车，亲自把他送回去。”

张镇忙不迭地全都答应了。周恩来迅速安排了各项事宜，又轻轻地走回剧场，在原来的位置上一坐下，立刻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默默地坐到京戏散场。毛泽东看完戏和张治中握手道别，周恩来始终对枪击事件保密，不漏一字，以免惊动主席。张镇亲自护送毛泽东回到红岩村。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确实尽了努力，负责毛泽东的安全。后来查明李少石遇枪击的原因后，周恩来还去医院看望了那位被汽车撞伤的伤兵，表示：愿负担一切医疗费用。

周恩来和宋庆龄都参加了李少石的葬礼。当时毛泽东也坚持要参加，但所有人都坚决反对，毛泽东只好送去一副挽联表示哀悼。

毛泽东回延安后，周恩来一直以来紧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他专门在桂园设宴，款待了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敬酒时还说：“共产党不会忘了你。”

战友病逝，深情大哭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在中共五大常委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率领下，离开西柏坡，向北平挺进。由于劳累过度，任弼时在延安时已患上严重的高血压。这通向最后胜利的一段行程，身受病痛折磨的任弼时大多是躺在中型吉普车中完成的。

1950年10月，任弼时抱病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国庆一周年的庆典。这时，该不该向朝鲜出兵，一连几日的政治局会议常常讨论到深夜，尽管医生再三强调到睡眠之时即应退席，然而，任弼时早已忘记了自己的病痛。就在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打响的第二天，1950年10月26日晚间，他的病情突然恶化。

得悉这一消息后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都于百忙之中抽空来看望他。第二天中午12时36分，任弼时去世，年仅46岁。毛泽东亲笔题写墓碑：“任弼时同志之墓”。至今刻有毛泽东手书的那七个大字的石碑，仍赫然在八宝山任弼时的墓前。任弼时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领导层中第一个因病去世的创业者。

任弼时逝世一周年时，周恩来赶到任弼时家。他和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亲切握手，又拉着他们的几个孩子，看看这个、摸摸那个。他安慰着陈琮英，又叮咛着孩子们，不由自主地深情回忆着任弼时的过去。

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志站在一旁，专心聆听，低着头默默垂泪，只听见周恩来动情的话语里夹杂着难以抑制的哽咽。突然，任远志被一阵放声号啕的哭声震惊了！她抬起头来，循声看去，却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向来善于抑制自己的周伯伯会号啕大哭！

见此情景，任远志真为他担心，她扑到周伯伯身上帮他擦眼泪，连连喊着：周伯伯别哭了！周伯伯别哭了！安慰他，却又不知说什么好。她的小弟也拉着周伯伯的手大哭起来。

陈琮英毕竟是大人，他们又是多年来同甘共苦过的老战友，急忙擦干自己的眼泪对周恩来总理劝慰道：“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伤心，国家大事那么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百姓穷苦，自责泪泣

熟悉周恩来的人都知道，周恩来是个爽朗爱笑的人。可是，当人民群众遇到灾苦的时候，作为总理的周恩来却忍不住洒泪自责和歉疚。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70年3月，周恩来把陕西省和延安的领导同志叫来北京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北京市的领导。总理要求陕西省要关心延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要求北京市支援延安地区，派科技人员，帮助延安发展5小工业。总理心情沉重地说：“延安老区，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我们进城了，延安还那么苦，我还是从我身边一个同志的小孩子口里知道这个事……”

原来，这个孩子15岁就下乡去延安地区插队劳动。非常喜欢孩子的周恩来和邓颖超听说孩子下乡回来，特意把她接到家里来吃饭。其间，周恩来特意询问了孩子延安地区群众的生活状态。孩子说了实话。

当说到延安人民群众的一些穷困现状时，周恩来听着听着，停住了吃饭，放下了筷子，难过地垂下头，默不作声，但见几滴泪水缓缓地流出他的眼角。周恩来长长地叹息一声，带着哭音说：“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1972年到1973年夏天，被称为“贫瘠甲天下”的甘肃省定西地区已连续22个月没有下过透雨了。数百万人缺粮，数十万人和家畜缺饮用水。1973年5月末，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听取甘肃新的省委领导同志汇报工作，当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宋平在中央工作会议西北小组会上，如实地反映汇报定西地区的旱灾，讲到了甘肃省中部定西等十几个县有200万人口的地区许多人没饭吃、没衣穿、没被子、有的不能出门等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

周恩来听了后非常难过，情不自禁地泪眼婆娑。他深表自责地泣言：“我们解放都几十年了，搞了20多年还是这样，甘肃老百姓还这么困难，国务院有责任，我当总理的有责任，对不起老百姓啊。甘肃农村的这些情况，我们过去都不清楚，没有派人下去调查了解，我们国务院有官僚主义。”说到这里，周恩来禁不住伤心落泪。

为了了解受灾地区的具体情况，统筹救济灾区的群众，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周恩来立即从国务院8个部委抽调干部，奔赴甘肃帮助救灾。周恩来说：“过去不知道，现在知道了就要解决问题。”在这个高规格的工作组中包括林业部部长罗玉川、商业部副部长刘忍、水电部副部长王英宪及一大批司局级干部。

调查的结果让所有人都感到事态的严重。不久以后，连续3封关于甘肃灾情的特急电报和国务院工作组的7份调查报告摆在了周恩来的案头。情况已经十分清楚，周恩来立即批示有关部门迅速解决，并指出，救灾就是救人，他要求甘肃半年内解决生活问题，两年半解决生产问题。周恩来进一步具体强调说：“200万人口的问题，为什么不解决，军队仓库里有东西，为什么不救济，听了很让人难过，知道了就要去解决。”

之后不久，周恩来立即通知军队和有关部门组织救济，帮助定西地区发展生产。

1973年秋冬，国家救灾的大批粮食和解放军后勤仓库拿出来的大批旧军服，源源不断地运到甘肃，逐步分发到灾区人民手中。一时间，定西地区流传起这样的歌谣：“吃着救济粮，穿着黄军装，今年还比往年强。”

一年以后，已查出癌症的周恩来对甘肃的灾情仍放心不下，他指示商业部、财政部再一次到甘肃调查灾区群众生活安排落实情况。当工作组的报告放到了病床边时，刚做过手术的周恩来在报告上连续写下9个不够和3个感叹号：“口粮不够，救济款不够，种子留得不够，饲料饲草不够，衣服缺得最多，副业没有，农具不够，燃料不够，饮水不够，打井配套都不够，生产基金、农贷似乎没有按重点放，医疗队不够，医药卫生更差，等，必须立即解决。否则外流更多，死人死畜，大大影响劳动力！！！”

多年后，周恩来的这个批示被中央档案馆作为档案收藏。翻开这份档案，人们仍能感受到共和国总理将灾区群众的安危冷暖系于心中的一片赤子情怀。

痛悼贺龙，惋惜流泪

贺龙元帅作为我党我军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在“文革”中受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迫害。他们一心要剪除其篡党夺权的障碍，一次又一次地煽动人揪斗贺龙。起初，周恩来曾经亲自派人把贺龙接到中南海来躲避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无理取闹，以后又亲自参与研究，给他选定一处隐蔽、清静和保密的住处，指示部队把他保护起来。周恩来还亲自过问贺龙的医疗和生活问题。

但是，林彪、“四人帮”是惯耍阴谋诡计之流。到了1969年，经林彪的死党批准，他们卑鄙地用偷梁换柱的办法，从外地找来一个护士，冒充北京卫戍区的医生，把原来护理贺龙的医生偷偷换走。同年6月，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我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贺龙元帅被迫害致死……

1974年9月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为贺龙平反，恢复名誉。

1975年6月9日，周恩来已经病魔缠身，但他仍然抱病前往八宝山参加“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和邓颖超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到休息室看望贺龙的亲属。周恩来心情沉重。他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向里面望着，大声叫着：“薛明，薛明呢！”贺龙的夫人薛明连忙迎上前去。周恩来脚步踉跄地走前一步，声音颤抖地说：“薛明啊，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说着，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痛心的眼泪。

薛明和孩子们的眼泪也不停地往外淌。贺晓明紧紧地握住周恩来的手，喉咙哽咽，只说了一句话：“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

周恩来默默地看着她，缓缓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在场的所有人听周恩来说出这句话，心都碎了，再也抑制不住满腔的悲愤、忧愁和痛苦，大家失声痛哭起来。

周恩来用颤抖的手在签到簿上签了名。徐向前元帅看到他的双手在哆嗦，便关切地说：“你病成这个样子，怎么还来了？”

周恩来极力抑制着自己的感情，沉痛地说：“这个会，我不能不来啊！”

周恩来本来还要代邓小平签名，那天邓小平正有外事活动而分身乏术无法来出席贺龙这个会。但由于后来周恩来的手一直抖得太厉害，才没有签成，而是派人把签到簿送到邓小平家，并嘱咐去的人说：“请他一定补签一个。”

在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恩来即席发表了讲话，他说：“贺龙同志是个好同志……”